整理一份从1990年代至今，中国社会认知中对“好工作”定义的演变，包括各阶段主流职业类型、影响因素（如经济、政策、教育）和社会认同的变化趋势。
中国“好工作”观念演变（1990年代至今）
1990年代
稳定的体制内岗位：这一时期“铁饭碗”仍是许多人理想的工作，包括国有企业技术工人、事业单位人员、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等。这些岗位不仅工资稳定，还有养老、医疗、住房等福利保障。外资企业职位：随着改革开放深入，90年代末加入WTO前夕，外资、合资企业（尤其IT和通信领域）迅速扩张。许多高校毕业生视在惠普、摩托罗拉、诺基亚等跨国公司工作为“梦想”，因其高薪酬和国际化待遇被赋予“光环”。
影响因素：经济上，9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，国企改革和三年脱困导致大规模下岗（1995–2002年间国企下岗职工累积逾2800万），破坏了原有的稳定预期；政府政策上，虽鼓励效率优先，但对下岗职工有重新安置措施；教育体制上，大学生数量少，精英教育时代下毕业生多被分配到国企或政府部门。社会价值观念上，这一代人仍强调工作带来的稳定生活保障，“安稳”往往被看作幸福生活的基础。
2000年代
多元化的高薪职位：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高速增长，市场需求扩大。外资和民营企业岗位增多，金融、互联网、通信等行业薪资水平较高，大城市中产阶级工作（如外企白领、银行、IT工程师）备受关注。依然受青睐的稳定岗位：公务员、国企及事业单位（如教师、医生）依旧被视为“好工作”，尤其在就业压力增大时，其福利和升迁通道仍具吸引力。
影响因素：经济形势上，这一时期GDP年均增长近10%，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带来大量城镇就业，同时全球金融危机（2008年）也令稳定岗位更受重视；政策上，政府推出大规模的就业促进措施和高教扩招，鼓励创业与就业并重；教育体系上，大学扩招开启，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攀升，导致“精英化”时代结束，迈入大众化阶段，传统“上大学就能换铁饭碗”的观念开始被质疑；社会价值观上，年轻人开始更多关注收入水平和职业发展机会，不再单纯追求一份不变的“铁饭碗”，但对安稳与社会地位的追求依然存在。
2010年代
技术与专业型职业：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新兴产业兴起，互联网巨头（如BAT）、高科技企业、金融投资行业的职位被青年认为“体面且有前景”。同时，科研人员、大学教授、工程师、医生、律师等需要高学历或专业技能的职位因社会地位高、技术含量高而备受推崇。政府及高福利岗位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依旧被视为稳定的“金饭碗”。2010年代后期甚至出现“学霸不考公”的言论，而更多毕业生和家长仍将公务员视作理想选择，因为其福利、权力和人脉优势明显。
影响因素：经济形势上，中国进入“新常态”，强调高质量发展，科技创新和服务业规模扩大；政策上“创新创业”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”被提倡，政府频繁出台支持新兴产业和就业的政策；教育体系上，高校毕业生规模巨大且质量参差，出现“985、211”院校毕业生扎堆就业现象，专业对口与否也影响择业；社会价值观上，年轻一代更强调个人价值和工作体验，“自由、弹性、创造性”择业观上升，认为好工作应当兼顾工作生活平衡。调查中显示，受访者眼中声望最高的职业是科研人员和教授等知识型工作，而父母更愿意孩子考公务员以图稳定，反映了这一时期观念的多元碰撞。
2020年代
稳健的公务与国企岗位：在疫情冲击及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，公务员、国企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职业仍被大量青年视为“稳定优先”的好工作，公考报名热度持续高涨。同时，公共卫生领域（如公立医院医生）和教育岗位也因疫情等社会事件而获得更多关注。新兴与灵活职业：互联网、新能源、人工智能等国家支持领域岗位受瞩，部分年轻人追求自主创业或自由职业（如数字创意、电商、直播等新业态）。但总体而言，大众对于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需求依旧显著。
影响因素：当前经济形势增速放缓，“内卷”与就业竞争加剧，使得稳定收入和福利保障更受重视；政府政策上提出“稳就业”、“促进高质量就业”，鼓励产业升级和职业教育，加强对青年就业的指导与支持；教育方面，更高学历人群增多，专业与岗位脱节问题凸显，社会对技能型人才和职业教育重视程度提高；社会文化上，年轻人对个人价值和职业意义的关注上升，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也在调整对“好工作”的期望，倾向于平衡收入、兴趣与生活质量。总体来看，尽管时代发展带来更多新行业和职业选择，但大众对于“好工作”的传统认知（稳定、安全、待遇好）依然存在，只是具体行业和标准随经济、政策和价值观的变迁而不断调整。
**参考资料：**根据媒体报道和学术调查整理等。